讲座伊始，肖教授简单阐述了影响诗歌与仕途关系的多方因素，肯定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。

诗歌与仕途看似属于互不干涉的话语范畴，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代，由于政治制度的独到设计与安排，而表现得尤为密切。许多文人凭借诗歌这块敲门砖，叩开了仕途的大门，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，但这绝不意味着诗歌本身的堕落。恰恰相反，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，这倒成为撬动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支点，而古典诗歌的创作水准也正因此得以大幅度提升。

魏晋南北朝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，把封建帝王的世袭制扩大为封建官僚的世袭制，造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现象。肖教授以山水诗创始人谢灵运和田园诗创始人陶渊明为例，通过对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等方面进行比较，从而推究出政治制度对于诗歌作品形成的重要影响。

诗歌与仕途的不解之缘缔结于唐代。唐承隋制，以“科举”代“中正”，这就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世袭制度，为庶族士子提供了进身之阶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所谓“以诗取士”正是对这种不解之缘的精确揭示。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，发展到唐代，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，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。

唐代科举考试名目繁多，但最常见的是“明经科”和“进士科”。举子在应试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，写成卷轴送呈当世显人，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，以增加及第的希望，谓之“行卷”。肖教授同时列举了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、崔灏《王家少妇》、朱庆余《近试上张水部》、王维《相思》等例子，进一步论证了“以诗取士”的影响之大。

以诗取士，即以诗歌创作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，并根据诗歌创作水平的高低来决定官员的录取与否。这一政治制度上的独到设计与安排，使诗歌与仕途直接发生关系，并产生良性互动。

“以诗取士”的制度，作为诗歌与仕途的联结点和交汇处，无疑会促使诗人们去深入钻研诗歌的艺术技巧，加强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，以期出奇制胜，一举登第。因而它对于重视诗歌、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正如《全唐诗序》所说的那样：“用声律取士，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，悉从事于六艺之学，则习之者固已专勤矣”。